文 | 赵瑜
一、伯父即将逝去
一路上，我一直盯着机器上的数字，这些数字构成了伯父的生命特征：心率、血压、血氧，以及呼吸次数。
车是转运重症病人的一种特殊车辆，在市区内行驶的时候不受红绿灯的约束。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几天以后，我们决定送伯父回老家，他目前已经不能说话，但尚有意识。村庄里有许多他幼年时的伙伴等着他，想和他做最后的告别。
车子出市区不久，监视器上心率显示竟然成了一条横线。
我和伯父的儿子军停都吓了一跳，提醒跟车的医生，心率没有了。那医生并不紧张，转过头来告诉我们说，车子刚才有颠簸，仪器接触不良受到影响，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果然，他说完不久，那仪器最上方的一行数字出现了。
从省城到家乡的村庄走了两个多小时，红绿灯不停，转运车到我们村庄的路口时，军停对着伯父大声说，我们到董堂了。伯父的心跳数字上升了一点，我相信，那就是他的回答。
伯父的病已经持续十余年，原来只是冬天的时候发病，到医院住上一阵子便好了。最近几年，伯父的病情重了许多。先是走路的能力消失，再后来，是说话的能力消失。到去年的时候，他连吃饭的能力也消失了，靠插胃管生存。堂弟军停孝顺，格外舍得花钱，在春节前将伯父送进了一个有医疗能力的高端养老机构，然而，半年不到，伯父肺部感染，病入膏肓。
伯父的院子里站满焦急等待的人。我的父亲是这次在伯父回家一事上拿主意的人。在他的认知里，人离世前回到家乡，和所有熟悉的人打个招呼，这样生命才算圆满。父亲怕伯父在省城的医院里病逝，拉回去一具冰冷的遗体。
伯父在重症车的护理下，的确保留着生命特征，只是，他没有了与人对话的能力。
将伯父安置好了以后，重症车便要离开。临离开的时候，跟车医生建议堂弟留下一台自动泵机，那款有着监视器的机器里有一管可以使用八小时的药物，医生的意思是，伯父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血氧靠氧气支撑，而血压的稳定还要靠这管药物。只是设备的租金较贵，一个小时一百元。
堂弟是伯父的独生子，近些年来在郑州做建筑生意，资产颇丰。所以，对于可以支撑伯父生命的医疗花销丝毫也不犹豫。早在我们到达村庄之前，几个堂弟已经从不远的镇子上买了几罐氧气。
伯父的老宅几年前装修过一次，吊了顶，铺了地砖，是北方乡村的建筑，卫生间在院子里。伯父被放置在堂屋的当门，里间的空调已经提前开了，然而，堂屋的温度依然比不上城里的暖气。这样的条件下，伯父能不能扛过第一个晚上呢？所有人都预计，伯父回到家里撑不过第一天晚上。而叔叔们离开伯父的床前走到院子里，第一句话是说，不中了。“不中”是豫东最常用的方言，不只是可以用来形容人的疾病，也包括万物。有时候地里的庄稼遭遇了一场大雨，收成不好了，村庄里的叔伯们也是如此说：今年的收成是不中了。
邻居们先是进到房间里，看一下伯父，夸伯父的脸色红润。伯父尚有意识，当堂弟或者我的父亲在他耳边说出堂叔们的名字时，伯父会主动哼一声，这种哼既有可能是他身体痛苦的反应，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意识清醒，听到了堂叔们的名字。
堂叔们开始坐下来说起伯父以前的事，为了安慰我们这些亲人，他们也会说起村子里和伯父年纪差不多的长者，说起他们重病以后的事。后街的老胖，三个儿子都不孝顺，生生让老胖饿死了。还有一个患了癌症的老人，一直叫着疼，可是孩子们没有钱给他看病，每天晚上喊疼，喊得一条街上的人都睡不好，终于活活疼死了。再来看看我伯父，经常在郑州住院，现在回家来，还租了120急救专用的汽车，孩子孝顺，老人才走得安宁。
伯父和父亲这辈，兄弟只有二人，但姐妹却有四个。在许镇的二姑和三姑来看伯父了，她们一来，就握着伯父的手，叫他的名字。姑姑们带着哭腔和伯父说话，伯父又长长地哼了一声。于是众人便开始评价伯父是听得到大家的声音的。
在我们乡下，称姑姑为“嬷嬷”（乡音读作马马）。我的二姑便是二嬷嬷，三姑便是三嬷嬷。早年写作文的时候，我不知这两个字，将“嬷嬷”写成了“马马”，老师改成了“妈妈”，想来也是不对的。人多了，便说起了我的大娘。在我们乡下，称伯父为“大爷”，称伯母为“大娘”。大娘比伯父长五岁，早年身体一直很好，只是最近两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，记忆力严重衰退。有时候见到我们能叫出我们的名字，有时候便忘记了。比如见了我以后，就会叫我“兄弟”，又会和我说起只有她才能记起来的事情，闹了不少的笑话。于是，一边是躺在床上痛苦的伯父，一边是我们有说有笑的一群人。我们借着来见伯父最后一面的名义，开始了共同的怀旧。
伯父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多日，所使用的氧气一直是高压氧气，所以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我们将氧气压力开得有些大。结果一罐氧气三个小时便用完了。问了医生才知道，氧气如果开得太大，伯父吸不了，就和普通的空气一样，浪费掉了。
堂弟军停做事大方，到村庄后街的食堂里拉来了四张桌子和数十把凳子，还拿了烟酒。一些堂叔便在家里吃了晚饭。
在他们的意识里，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，伯父可能会因为器官衰竭而离世。
晚饭后，大家依然陪着伯父坐着，在那里聊天。堂弟拿来了两只取暖用的电炉子，几个人围在一起，更适合闲坐。堂叔们把村庄里年龄大的人都排列了一遍，认定伯父的年纪在村庄也属于数得着的了。
伯父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些年他摽走了好多人。农村人喜欢说“摽”字，意思是和别人较劲儿。很多比伯父年轻、身体也比他好的人都先后离世了，所以堂叔们一直称赞伯父身体“不瓤”。“瓤”也是我们村子里的方言，瓤的意思是软弱、可欺，不瓤在这里表示很好，非常厉害的意思。
听父亲和堂叔们聊天，像身处方言的博览会。那些语言有着奇妙的想象力。他们说伯父胆小，用方言描述是“鬼哩很”，意思是很聪明，喜欢逃避。说伯父有想象力，用的词语是“可能抓”，“抓”字是一个拟音字，在这里是很能干的意思。说伯父为人好，是“不孬”。伯父年轻时刚从部队转业回家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很风光，说伯父“很光棍”。“光棍”在这里不是指打光棍、单身，而是很有身份的意思。
堂叔们聊的是伯父的往事，而邻居们则带来村庄里的野史。邻居们谈话的内容刚开始是疾病，为了安慰我们这些家属，将后街的董家、南门的蔡家都患了怪病的事一一说了。董家的老人的病，就是身体痒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老董头就是靠着他们家一棵柳树蹭背部，每天跟跳舞一样。再后来，柳树不中了，又蹭槐树，他们家院子里的树的树皮都被他蹭得光光的，就去蹭院墙，院墙差一点蹭塌了，又来蹭别人家的树。刚开始大家觉得他这是得病了，也不好说他什么。结果，他将邻居家的好多树蹭得皮都掉了。邻居也就顾不上同情了，开始劝他，能不能去医院看一下。那老董头很倔，他年轻时吵架常有理，谁也吵不赢他，所以，他说他没有病，就是身体痒，这不算病。老董头最后还是被子女拉到了省城，一查便查出了重症，然后没能回到村子里便死了。邻居们又开始后悔，说，早知道他这么重的病，几棵树的皮算什么，他想蹭就让他蹭好了。
还有一个南门的蔡家老头，患了失忆症，症状倒不是反复问别人的名字，而是老是哭个不停，不知道是想起年少时的饥饿史来，还是之前贫穷时做过的错事，总之就是一阵子一阵子地哭。老蔡头的儿女们想了各种办法，包括请了巫师，说是那巫师是方圆百里最灵的一个大神，他会通灵。所谓通灵，就是可以通过念某一种咒语，到另外一个世界看一下，看看究竟是什么鬼魂附在了老蔡头的身上。结果巫师喝了酒，唱了词，还跳了一场舞，但老蔡头的哭依然没有治好。儿女们无奈，春天的时候，乡镇里流行买东西来保护父母，家里买了十多个塑料盆、几十只碗，还有数不清的卫生纸。这些都是乡村的促销把戏。说起来这些乡村小迷信充满了逻辑漏洞，然而，村子里的人没有人会在意，只求自己心安。后来，蔡家人发现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邻居家的一个年轻的儿媳跟随家里人来探望老蔡头的时候，老蔡头一看到那儿媳便不哭了，不但不哭，还叫那年轻的儿媳“娘”。再后来，蔡家老头哭的时候，便会将那邻居的儿媳叫过去。老头对着那年轻的儿媳叫“娘”，还说了许多早年间的事情，那年轻的儿媳哪懂得这些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蔡家老头后来去世的时候还非要见他的“娘”。据说，现在蔡家门里的人见了那年轻的儿媳还是很尊敬，原因就是怕蔡家老头离世后灵魂不安，还要回来。
年轻的堂弟们在院子外面抽烟，他们都是我少年时的玩伴，如今已经人到中年，但在村庄里，他们依然率真。
邻居家一位嫂子来看望伯父，说起了她的父亲离世之前的事——老头特别怕死，晚上的时候总偷偷吃药。本来医生开的是三天的药，结果晚上老头一口吃了。吃药太多也不好，药物过敏，导致拉肚子拉了一床。也是春节刚过不久，天气寒冷，子女们给老头换衣服的时候又着了凉，本来就有肺病，病情便严重了，老头当天就离世了。嫂子说，老头若不是胆小，说不定还能再活一年半载的。
伯父躺在床上。女性亲友一般由堂姐来接待，她们会在伯父的耳朵边说出来看望他的人的名字，或者是亲属关系。比如晚上来探望的是邻居六斤嫂子。伯父大概刚睡着，并没有反应。堂姐一天接待了数拨前来探望的婶子大娘，她已经有了说话的套路，大概是这样的：年纪大了，你说咋办来，只能这样等着，该他受罪来。
来人一般都说，子女孝顺，一直在城里享福，也是让大家眼气一辈子。“眼气”亦是乡村常说的方言——眼睛看到了别人的美好生活，自己生气。这样一解释，便显得生动了。
六斤嫂子多年来进城带孙子，很久不回村子里了。这回见到了这么多邻居，她有说不完的话。她对着从外面回来的国子说，你这个孩子，将来我老了你要对我好一些。
国子不知六斤嫂子话里有话，就开玩笑说，我这人实诚得很，嫂子要是没了，我肯定哭掉泪。
六斤嫂子便说起了国子小时候的事，二相大娘（国子的母亲）生完孩子以后，因为家里太穷，没有吃的，就没有奶水。国子小时候头很大，饿得眼睛都陷进去了，整天哭个不停。于是二相大爷就把国子抱到了六斤嫂子那里，那时候六斤嫂子家里的儿子刚满一岁，奶水正充足。于是，国子隔三岔五地就到六斤嫂子的怀里吃一顿奶水。六斤嫂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红了，说，眼看着国子从一个病孩吃到慢慢地健壮了。国子长年在乡村生活，说话放肆、幽默，一向没有个正形，可这次他听懂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咦，嫂子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乡村世界里缺少感恩教育，很多人为了活着，一辈子忙碌，早已经麻木了。所以说，二相大娘在国子后来成长的时候，也没有给他讲过这样的细节。国子大概是想说两句感谢的话，可是话说出来，却又是玩笑，他说，嫂子将来你要是有啥事，把我当儿子用几天。众人又是一阵笑。
下午时，在院子里，和几个姐姐在一起说话，就着伯父的疾病，我们聊到了将来——我们这一代人老了该怎么办？我的观点可能有些冒犯了他们。我看不得没有尊严地活着。我说，我将来决不能像伯父这样，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。看着伯父全身插满了管子，我说，我以后如果病重得无法治疗，就安静地回家养着，决不能插管子。如果活着的时候没有了生活质量，连行走和饮食都不自由，没有了语言能力，没有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法和渠道，那么，活着也就没有了意义。可是，我的话只能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堂姐堂弟面前说，如果被我的父母亲听到，他们会难过的。因为他们这一辈子所接受的伦理教育不同，他们认为，不遗余力地治疗，延长亲人的寿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说活得有没有尊严，根本不重要。而这样的价值观，事实上也很难判断正确与否。因为，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。
我可以对我自己的身体做主，我甚至想好了，在六十岁以后的某一天，我会写下一份遗嘱，以告诫自己的孩子，若有一天，我的身体不能自己做主，我不做过度的医疗。然而，我却没有办法替父母亲做主。我甚至想过，如果躺在床上的不是伯父，而是父亲，我会拔掉氧气管送他走吗？我估计也不会。因为父亲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父亲，他还是哥哥的父亲，是妹妹的父亲，是母亲的丈夫，是姑姑的弟弟……如果亲人之间不能达成一致，我没有权力做他们不同意的事情。这就是活着的复杂。
十八岁出门远行，如今我已经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。然而，只要回到故乡，我身体里的风声全都变成了故乡万物的声音。城市三十年的身体记忆，在故乡的气息面前全面溃败。我的身体忠于故乡。在故乡，在寒冷而又孤独的故乡，我成为一个孩子，成为一个旧时的我。而旧时的我那么单薄，那么幼稚，却远远大于我如今的丰富。
故乡既包括我出生的宅院，也包括邻居家的羊，甚至整个村庄里的消息。一回到故乡，我便成为谁谁家的二儿子，成为有着“不堪往事”的个体。我在城市里多年经营出来的见识、修养，在故乡没有什么用处。故乡更喜欢一个不论在外面生活多少年，一回到家还是少年时模样的人。
在视野上，在认知的维度里，我早已经是故乡的叛徒。然而，这些都是比较得出来的结果。一旦回到故乡，我便成为一个被旧时风物包围的人。那些少年时期全然的欢快，那些因为孤独而深陷的无助，都大于我多年来在外漂泊的理性收获。我相信，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背叛故乡又最终回到故乡的过程。回到故乡，并不是因为故乡变得更好了。而是因为，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对时光留恋的酶，我相信是这样，不然的话，我应该是一个永远背叛故乡的人。
回到村庄的当天晚上，哥哥和军停两个人负责守夜。我和父母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老宅居住。老宅是我的出生地，有相当长的时间，我在这个院子里生活。一回到老宅，我便回到了某种孤独里。在老家，我能理解乡村世界的孤独。伯父的病危，对于我们家人来说是一种悲伤的告别，但对于村庄里的人来说，大家得以在探看伯父的时候，相互问候，重温旧年月的记忆，或多或少地抵抗了这孤独。
在乡村，冬天的夜晚是如此漫长、安静，夜被风占领，还有狗叫、鸡鸣和羊群的叫声，让人陷入日常生活的孤独。孤独是会挤压人的。我坐在床上，看了一会儿书。房间空旷，少年时的我就是在这样的黑夜里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家乡，到遥远的城市工作、生活。如今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我的孩子已经十八岁。他将来也有机会在他的人生档案里填下他的籍贯：河南兰考。然而，他却对我出生的院子毫无感情。这就是人生的磁场，我们在哪里出生，便会在身体里刻下那里的印记。
伯父回到家乡，也最终会埋在家乡的泥土里。他的一生终于有了结局。人对故乡的感情是一个玄学问题，我们在少年时代躺在野地里看着故乡的万物，听着河流的声音，而当我们老去的时候，我们所想的事情，依然如此。想来便觉得，人生就是一个向着远方飞翔最终会落入尘土的故事。
二、殡
伯父的殡期到了。
早上七点钟，我们便到了村庄里。穿上孝衣，进入孝堂，堂姐们正在哭灵。她们的声音嘶哑，内容单调。在过去，子女们哭灵也是要经老人训示的，要在哭灵的时候进行一些“叙事”，比如，要表达子女们的遗憾，又或者，可以更具体，向逝去的父亲诉说自己成长时的困难，要诉说还在人世的母亲将来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孤独，甚至也可以说说自己和孩子的矛盾，收入减少的痛苦，等等。一场哭灵，在外人听来，就是一场关于孝顺父亲的戏剧。
天色还早，挖墓坑的人没有回来，所以，早饭不能吃。这是规矩。这一天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听从执事堂的安排。村里的白事执事人，被大家称为“照应事的”。
八点钟，挖墓坑的人回来了。于是放饭。孝子们要趁着亲戚还没有来哭灵行礼，抓紧时间吃饭。照例是大锅熬菜。这是旧年月里过年时的吃食，主要用五花肉、白菜、粉条和酥肉炖在一起，碗里有肉有菜，是我少年时最爱吃的食物。
院子里布置了灵堂，而棺木放在堂屋里，叫作孝堂。我和哥哥和伯父的儿子军停坐在棺木一边，另一边是堂姐们。
早饭后，陆续有姑姑们来哭灵。姑姑们一哭，堂姐就要陪着哭。这是村庄里数十年或者数百年来的规矩。和子女们哭灵的内容不同，姑姑们哭得更有仪式感，她们的哭泣把每一个字都拉长了哭，“我——的——亲——哥——呀，我——的——叫——不——应——的——哥——也——”姑姑们反复地哭着这一句，悲伤，却又带着动感的旋律，如果有人借着姑姑的哭声谱一首乐曲，那一定是哀伤的。
姑姑们哭灵完结以后，院子里热闹了起来。“照应事的”在商量该如何将棺木抬出来。
棺木非常沉重，靠人力很难抬得动。伯父的棺木已经放在了一个四轮的推车上，只需要几个人用力便可以拉出堂屋。棺木上会提前放上扎好的纸质楼房。在乡村，土语称这种给离世的人扎的楼房、汽车等冥器叫作“罩子”。这是一种简略的叫法，泛指罩在棺木上的纸质贡品。
军停手持着柳棍制作的纸幡——在乡村，离世之后儿子摔盆打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如果一户人家没有儿子打幡，会找一个侄子过继一下，平时并不生活在一起，只是在离世的时候打一下幡，便可以继承不少财产。在乡村，用“落”来描述这一事件。替叔父或伯父打幡的那个年轻人继承了没有儿子的院落，或者田地，这叫“落他”。“落”字在这里应该解释为，事情办完以后，剩下的都归他所有。
棺木拉到了村庄的十字街上，在路上铺了毯子，要路祭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路祭是乡村里的人最爱看的节目。
那是旧年月里的事情了，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，哪户人家老人“老”了，路祭是他们子女展示孝亲的最好的机会。有一些生前并不孝顺的子女，在老人死后哭得痛了，或者路祭的时候做了二十四拜，磕头磕得一身泥，村庄里的人便开始说，看看吧，还是后悔了。后悔没有在生前好好孝顺，这儿子就有得救。路祭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丧礼的表演，也成了乡村教育的现场。
伯父的路祭，先是父亲和他的堂兄弟们一起祭拜的。他们和伯父一起长大，如今大多数都年过七十岁，在乡亲们看来，我的这些叔叔伯伯们祭奠的不只是我的伯父，还有他们自己。因为伯父的离世，他们与伯父共同的记忆便损失了一小部分。一个人的存在是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活着，一个人由他和他的亲人、他的友人共同组成。当这些叔叔伯伯们长跪不起，伏在地上痛哭时，村子里的人说，看看吧，还是他们一起长大的兄弟有感情。
伯父共有四个女儿，二姐夫和三姐夫到场。照常理，伯父的两个女婿是要在长街行大礼的。在过去，看女婿行大礼是对这户人家进行评判的一个重要依据。村里的人会放大女婿们当街路祭的动作：他们是不是哭了，他们哭的声音是不是嘶哑，他们磕头时头是不是重重地砸向了地面，他们哭泣时说出来的话是不是饱含着悲伤……乡村的逻辑充满了悖论，但却无法修正。丧礼管委会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堂兄，他突然向二姐夫和三姐夫说明，可能在街面上等着行礼的人较多，让姐夫和更多的亲戚一起在街上行了跪拜礼。
这一下路祭少了诸多的看点。看客们本来就是冲着伯父的两个女婿来的，结果，二姐夫和三姐夫夹在了众人中间，没有了单独展示悲伤的机会。
响器班是现场配乐的，如果路祭时有人哭得悲痛，那么响器班也会吹奏悲伤的音乐。大多是我少年时代听过的豫剧片段，比如《三哭殿》《大祭桩》《卷席筒》《秦雪梅吊孝》等等。这些传统的曲目用唢呐吹奏出来，尖锐，伤痛，与树木枯索的乡村无比贴合。唢呐就是乡村音乐的抒情诗和摇滚，那声音划破每一个人内心安静的湖面，如一块尖利的石头沉入水底，水面泛起一圈一圈涟漪。
看阴宅的风水先生提前看过了墓地，算好了时间，定好上午的11时25分前后棺木要入墓穴。结果因为那位堂兄的合并策略，不到半个钟头，路祭便结束了。
乡亲们自然看得不满足。如今的村庄里人人都有智能手机，家家都有汽车，早已经不再是那个信息封闭的偏僻村落。即便年纪大一些的叔叔伯伯们，也懂得了看抖音短视频。他们期望的乡村葬礼，是哪怕下着大雨，亲人们也要在大街上哭得稀里哗啦，那才叫感人。
路祭结束后，殡葬队伍便往墓地走去。在过去，一般要八个人抬棺木。而现在早已经用汽车来拉。堂弟军停一只手拿着柳木幡旗，另外一只手抱着伯父的遗像。而大姑的长子轮战哥负责抱着一筐烧纸走在最前面，他要在路上每一个拐弯或者是过桥的地方放一张烧纸。等殡葬结束以后，军停回来时要把放的这些纸烧掉。这自然也是乡村的旧式礼节，在民间的说法里，每一个拐弯处，没有子嗣的孤魂野鬼都可能存在，那么，这些新殡的亲人如果要在阴间过得如意自在，先要祭祀一下这些孤魂。
我们这些孝子，除了穿戴着白布制作的孝衣孝带，还手持一根柳木制作的哭丧棒。哭丧棒用柳木制作，取的是“柳”的谐音，是亲人希望伯父的灵魂能在人间多留一会儿，能看一下他的孩子们，然后才欣慰地离开。
抵达墓地以后，距离风水先生算好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墓地的上风口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养鸡场，风吹来鸡粪的臭味，一开始极其难闻，再过一会儿，人便被臭味同化，知道风吹过来的空气是臭的，但感官已经没有那么灵敏。那些古文里告诉我们的知识，从来都是前人的经验。
风水先生跟着殡葬的队伍一起来到墓地，汽车是经过改装的，专门拉棺木用的，有吊装设备。在乡村，拉过棺木的车子再拉其他生意，会被人嫌弃。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。
时辰到了。姐姐们开始啼哭。有人点了鞭炮，响器班也奏响了唢呐和笙。11点25分，风水先生念了一句“恭请神仙保佑逝者子孙”一类的咒语，念完以后，说可以落地了。落地以后，那先生用罗盘仪测量了一下棺木的方位与太阳的方向，又让抬棺人下到墓地里调整了一下角度，便开始埋棺木了。
按照旧俗，父母离世，儿媳要在墓穴的四个角落各抓一把坟土，揣在孝衣里，由长辈带领着回家，一路上不能与人说话，将坟上的土撒到亲人离世前居住的房间里，且三天不能打扫。这也是民间的一种风俗，自然也是为了给逝者的灵魂引路，怕灵魂到了另外的世界后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坟没有填好之前，我们这一群孝子要将身上捆的麻绳以及手里拄的哭丧棒扔到墓坑里，这代表着后辈们对伯父的陪伴。棺木是一边高另一边低，高的一边便被埋作了坟头。坟头埋好，殡葬的事便算是结束了。还有纸做的一些楼阁需要烧掉。我参与了，将插好的冥器用打火机点燃了。只一会儿，这些高大的繁华的纸质楼阁便成了一堆灰烬。这几乎是一种隐喻，意味着世间的事情不必着急，因为故事的结局就是灰烬。
堂弟军停由我哥陪着返回家里，一路上，他要将刚刚表哥在路上放置的几张烧纸一一找到并烧掉。
我们一群人也步行回家里吃饭。吃饭时听到了争吵声，原来是三姐夫嫌弃殡葬管委会里堂兄的时间安排得不好。三姐夫提前一天，专门找老人学习了路祭时的动作，又反复练习了很久。本来是要在路祭的时候展现子女的悲伤的。伯父从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回到老家以后，一个月里，子女们从未离开，晚上轮流守夜，可谓孝心满满。村子里去看望伯父的人出来以后，都会说起子女们的孝顺。他们的原话比较直白，大概的意思是——若是没有这几个孩子，春枝哥十年前就没了。春枝哥就是伯父。
如今只是因为堂兄对时间的错误估计，让三姐夫一下午一晚上所学习的祭拜礼节没有了用途。三姐夫觉得憋屈。路祭结束了，队伍要去墓地的时候，有邻居说，怎么没有看到女婿的祭拜礼啊？三姐夫听到了邻居们的话，他在吃饭前问殡葬管委会的堂兄到底是如何计算的时间，怎么就会差这么多。堂兄呢，也是听了管事的要求，说头等大事是不能耽误棺木落地的时间，所以堂兄觉得他做得也没有错。三姐夫觉得伯父在老家的院子里待了一个月，子女们不容易，他应该在街上哭一场，让村里的邻居们更直观地看到他们不容易，他们不舍得伯父，他们孝顺。三姐夫说着说着，就又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他和堂兄争执并不是真的埋怨，而是想借着这样的机会再哭一次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他懂事，懂礼节，孝顺。
姐夫和堂兄在那里争吵的时候，院子里的桌子旁都坐满了人，可以上菜了。上菜之前，响器班又会进行一番吹奏。这一次，他们吹的是欢快的音乐，因为逝世的人八十岁以上算是喜丧。结果，一边是欢快的唢呐声，一边呢，是三姐夫为了表达哀思的哭泣声。伯父的遗照是一张早年时拍的照片，蓄了须，微笑着，笑得满足。那应该是他刚跟着堂弟到郑州时拍的，他的眼睛里是光，是看到孩子正在努力奋斗的欣慰，他的笑发自内心，让人看了觉得平静而幸福。他的笑和现场所有人的哭泣成为生活的正面和背面。而吃饭前三姐夫的哭泣和响器班欢快的吹奏也是一样的。人世间的丰富正是由这些矛盾和对照组成。有人悲伤，也就有人欢喜，这才是生活的真相。而人类也因为这样丰富的色彩和难以同频的误解，变得更加孤独、深刻，甚至向着更远的地方行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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